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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识，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开国将帅，并不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批被授予军衔的人。
1955年9月27日下午17时，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以表彰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卓越功绩和巨大贡献的功勋将领们。
毛泽东为朱德等人授勋
从此，从1955年至1965年，被授予或晋升军衔的将帅们统称开国将帅，共和国开国将帅总计有1614人。
分别有10名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名大将（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57名上将、177名中将、1360名少将。
很多人以为，这批开国将帅就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批被毛泽东授予军衔的人，其实并不是，还有6个人比他们早了10年被授予军衔。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得从抗日战争说起。
一、争夺东北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毅然绝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25日，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此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但是，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矛盾重重，互相戒备，尤其是蒋介石多次挑起冲突，甚至发起皖南事变，采取武力，迫害新四军。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忠于同盟国义务，宣布从次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正式对日本宣战。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地图
8月9日，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黑龙江舰队，编成11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三个空军集团军、三个防空集团军，兵力总数150万。
一东一西一北，出兵东北。
东路大军，由麦列次科大元帅的第一方面军与关东军主力激战，8月19日，东路军攻占图们、勃利、敦化、汪清等战略要地。
西路大军，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贝加尔方面军，由蒙古东，穿越沙漠、大兴安岭，横扫一切抵挡的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张北、承德、赤峰，切断东北日军与华北日军通道，兵锋直指长春、沈阳。
北路大军，普尔卡耶夫将军的第二方面军经乌苏里江、黑龙江，沿松花江南下，攻占日军重兵把守的瑷珲、宝清、佳木斯等地，直逼哈尔滨、齐齐哈尔。
8月19日、20日，苏军空降部队在双辽、辽源、吉林、大连、旅顺、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空降，配合东路西路陆军行动，东北重要城市的日军都被消灭 8月31日，东北全境解放。
在解放东北过程中，苏联红军共击毙日本关东军8.3万人，俘虏日军59万人，缴获了3700件弹药、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万挺机枪、2000多辆军车，日本关东军基本被歼灭。
由于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8月9日，苏联150万大军出兵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撑不住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向中国及反法西斯同盟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此时，东北的归属引起了国共双方的争夺。
1945年9月15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听取了先期出关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的汇报后，随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经向在重庆参加谈判毛泽东请示，最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而且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六人和曾克林一起飞回东北与苏联红军接洽接收东北事宜。
9月16日，为协调中苏两军行动，方便接洽，中央以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下任命书。
这样他们六人就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批被授予军衔的人。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六人为何能被授予军衔。
二、彭真彭真（1902年10月-1997年4月），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
1922年，彭真考入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参加进步组织青年学会。
1923年，彭真光荣入党，请注意时间，这会是1923年，建党才两年，彭真其实是山西省中共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彭真
此后，他在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是我党在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彭真在天津被捕，被判处6年徒刑，直到1935年刑满释放。
出狱后，彭真被分配到北方局天津工作组工作。
由于原北方局的柯庆施等人积极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北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36年春天，新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到华北后，重建党组织，撤换一批不得力干部，彭真被任命为北方局组织部长，与北方局秘书长林枫一起，成为刘少奇的左膀右臂。
抗战爆发后，彭真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彭真任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1年，彭真到延安汇报工作后，留在延安，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5年，彭真出席七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8月，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避免意外情况下中央还能正常运转，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候补书记。
也就是说，彭真资历非常老，又长期在北方工作，因此这次授衔，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前排左一为彭真
有意思的是，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怀仁堂给开国将帅授勋时，他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因此，他是授勋仪式的主持人，就是他宣读了“十大元帅”名单。
不过，由于他已经参加行政工作，不在军队服役，因此十年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他，这次授衔时却与金光闪闪的将星无缘。
三、陈云陈云（1905年6月1-1995年4月），江苏青浦人，出身贫寒，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
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缀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
很快，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英国巡捕竟悍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爆发后，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次伟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
陈云当时就参加了五卅运动，随后光荣入党。
1930年，年仅25岁的陈云先后在六届三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年又当选中央委员，堪称是年少有为。
陈云
1933年，陈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期间，陈云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1月，陈云参加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5年6月，陈云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恢复地下组织。 随后，他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937年4月，陈云回国，到新疆乌鲁木齐，任驻新疆代表。
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乌鲁木齐。
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自25岁进入中央以来，此后一直处于领导核心之中。
1945年，陈云与彭真一起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书记，后彭真一起赴东北，组成东北局，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陈云转正，任书记处书记，成为“五大书记”之一。
1954年陈云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陈云与刘少奇、毛泽东合影
陈云是一个经济天才，有“红色大掌柜”之誉，他经济领域，他说第二，估计其他领导人也不敢说第一。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陈云就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授勋时，由于他也已经从事行政工作，因此他也没有被授予军衔。
四、叶季壮叶季壮（1893年-1967年），广东新兴县船岗水湄村人人，原名叶毓年。
叶季壮出生12天，母亲就不幸病逝，他从小由奶妈哺乳长大。
7岁到私塾读书。后进入私立民德小学堂读书。
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州广东公立法政学堂。 1914年毕业后，叶季壮在汕头当半年实习法官，在新兴县政府任半年总务科长。
随后从事新闻和教育事业，在新兴、香港办有报社。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五卅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这次罢工，总计历时1年零4个月，是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叶季壮就参加了省港大罢工，1925年11月，叶季壮入党。
1927年，叶季壮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12月，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政治部调查科科长、红七军政治部主任。
后来，叶季壮随红七军北上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兼组织科科长，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政委。
从此，叶季壮一直负责军队后勤工作，是红军将士们的大管家。
而后他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后勤部，叶季壮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兼总供给部长。
抗战爆发后，叶季壮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军需处处长、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恶劣环境下，叶季壮为我军解决供给困难作出重大贡献。
叶季壮
1945年9月，叶季壮继续发挥自己大管家的作用，随彭真、陈云赴东北，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后勤部第一任部长兼东北银行行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商业部长等职。
作为陈云的助手参与东北解放区的财政领导工作，为发展东北经济，搞活东北贸易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叶季壮任新中国第一任贸易部长，协助陈云主持财政经济的领导工作。
1955年授勋时，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被授予军衔。
五、伍修权伍修权（1908年3月6日—1997年11月9日），祖籍湖北大冶，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
伍修权在武昌高等师范附中读书时，遇到了我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
在陈潭秋的引导下，伍修权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秋，17岁的伍修权作为进步青年的代表被推荐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蒋经国等人同学。
因此，他和王明、博古关系很好。 1930年，伍修权转为苏共候补党员。
1931年，伍修权回国，回国后转为我党正式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模范团政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连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
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
很有意思的是，他就是当时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
1934年10月，伍修权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伍修权列席遵义会议，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参谋长邓萍），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为长征做出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伍修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伍修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伍修权赴东北，在东北工作期间历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历任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中联部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
没错，伍修权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直到1975年4月，伍修权才回归军队系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由于授勋的时候，他正从事外交工作，他因此也没被授予军衔，他是少有的没有军衔却担任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人，也称得上一个奇事了。
六、段子俊。段子俊（1913年—2006年），河南济源人。 1927年毕业于济源第一高小，随后考入省立第13中学，1930年毕业后加入共青团。
1932年7月，段子俊被选派到苏联学习，后又转入共产国际交通部主办的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习。
也就是说，段子俊其实是个技术型人才。
1938年，段子俊带着呼号密码回到延安。他对原有电台设施进行重新安装调试，终于与莫斯科电台首次联络成功，从而使中苏两党能够直接联系，段子俊为此受到书面嘉奖。
他还为毛泽东办公的窑洞内安装调试了无线电话，受到毛泽东热情款待。
抗战爆发后，他历任中央军委三局科长兼通讯器材厂厂长、中央军委三局处长。
1945年9月赴东北后，任中央军委驻东北通讯联络分局局长兼东北军区三处处长。
为培养我军急需的通讯技术人才，段子俊奉命在大连创办无线电工厂和学校，任大连光华电器总厂厂长、关东电讯工程专门学校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段子俊任东北邮电总局第一副局长。
朝鲜战场爆发后，段子被中央紧急调往沈阳，任东北邮政总局党委书记，有力地确保了中央与志愿军总部的电讯联络。
段子俊
1950年12月，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召见段子俊，告诉他：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
段子俊欣喜若狂，随后与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就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进行谈判。
回国后，就组建了航空工业局。
1951年4月17日，航空工业局宣告成立，段子俊任局长。
此后，段子俊从事航空工业事业30多年，历任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为创建中国航空工业作出重要贡献，是新中国航空工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七、 莫春和莫春和（1916年-2002年），四川阆中人。 莫春和出身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
8岁的时候，莫春和在本地太华山上学，读了3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困辍学。
不久，父亲病故，同胞妹妹饿死，母亲自缢。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解放他的家乡。
莫春和毅然决然报名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红30军89师267团当一名掌旗兵，后任红4军军部、红33军军部通讯员。
长征期间，莫春和随红军三次通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两次翻越大雪山，后调到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机要科工作。
西路军失利后被俘，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交涉，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机要处股长、科长，中共中央机要处办公室副主任。
当时中央和军委机要科设在一起，莫春和的办公地点与毛泽东的住处近在咫尺，毛泽东多次表扬他的工作。
莫春和
抗战胜利，他奔赴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机要处副处长，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要处处长兼中南军区机要处处长。
1955年8月，莫春和调任总参谋部机要局副局长，同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4年，莫春和晋升为少将军衔，跻身开国将军之列。
他是1945年首批被授予军衔的6人中唯一一个开国将军。
结语、以上就是我军历史上6个最早被授予军衔的革命英雄。
由于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帅们实在太过耀眼，很多人只知道1955年授衔的将领，而忘了这6个第一批授衔的英雄。
他们有的闻名遐迩，有的默默无闻，但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理想，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今天的繁华盛世，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所铸就的。
铭记历史，铭记英雄。
此致，敬礼！！
现在还有没有盗墓贼？
“我是6000年前的那个挖墓人转世，我转世盗墓就是为了让红山文化重见天日。”姚玉忠站在被告席上依旧不忘神化自己。他作为“红山大案”的头号主犯，也确实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盗墓案的几个之最，不仅涉案人数多达225人，而且还追回文物2063件，价值逾5亿。
不过53岁的姚玉忠借“转世”神化自己的同时，也认为自己被抓冥冥中自有天定。公安部为侦破“红山大案”成立“11.26”专案组，没成想这日正是姚玉忠的生日。而警方抓捕姚玉忠是在凌晨三点，又恰逢姚玉忠降生的时辰。还有姚玉忠的落网地点是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的天义宾馆。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天意”所归吗？姚玉忠从盗墓到被捕，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自学而成的“祖师爷”姚玉忠的犯罪脉络，是从老家内蒙赤峰一路盗向辽西的朝阳。“转世”不过是姚玉忠惑众伎俩，但还是有人将其奉为“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
甚至还有人盛传姚玉忠是祖传的摸金校尉，深得父亲真传，习得“寻龙点穴、求风问水”绝技，可以凭借天象、星斗的位置以及手中的罗盘，就可在方圆百里确定一座古墓位置。
外界将姚玉忠传得神乎其神，其实姚家祖传的是篾匠，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织席贩履，而姚玉忠的盗墓技术纯属自学而成。
1962年，姚玉忠出生于内蒙赤峰宁城县新房村一普通农家。父亲除了种地外，就靠编筐技艺养活家中七个孩子。
姚玉忠在家排行老三，自幼聪明机灵，不仅经常走村串巷贩卖皮子、猪鬃之类物品，属于村中头脑活络的人物，而且特喜欢读书，虽只有小学文化，字都未认全，却看过很多“风水”、“易经”之类的书籍，对天文、地理颇有研究。
其实姚玉忠自幼喜欢研究风水，皆与老家的地缘文化有关。赤峰顾名思义就是“红山”，相传远古时期，西王母欲惩罚犯规的九位仙女，吓得九仙女慌乱间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落人间，形成九座红色的山峰，所以红山又名九女山。
1930年，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在赤峰一带考古，曾发现许多陶片与古代文明遗迹。后来梁思礼将距今五六千年前，在辽河流域因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称为“红山文化”。目前这里已发现墓葬、陶窑、祭祀等1000多处遗址，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以及精美玉器。
可想而知赤峰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譬如1971年赤峰出土的“红山玉猪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龙的形象。而姚玉忠所在的村庄新房村，更是随时都有可能看到古董。
据说在新房村，每逢暴雨过后，就能在山上捡到石器或陶片，运气好的还有可能会捡到完整的器皿或玉器，那可都是距今几千年的老古董。
其实这都与红山墓葬习俗有关。红山时期的氏族墓葬形式主要是“积石冢”，也就是用许多石块垒起来的石棺墓，然后再选择埋在高山或山丘的顶部。
这种墓葬一般埋得不深，所以历经几千年风雨，许多墓室经过风化、水土流失或开垦等地质变化，就很容易被发现，以致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等随葬品散落民间。
但当地村民意识不到这些古董价值连城，往往随意毁坏，或是廉价换两袋米面。而头脑灵活的姚玉忠却从中意识到了，一个比当篾匠来钱快千万倍的办法～盗墓。
姚玉忠认准这条路后，除了看书学习外，还热衷于“实地考察”。牛河梁遗址公园、赤峰博物馆、故宫以及清东陵，甚至赤峰、深圳、北京等地的古玩市场都是姚玉忠的重要考察场所。他一方面将书面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研究墓葬形制特点；另一方面则通过多看实物，以提高自己的文物鉴赏能力。
不明所以的村民们看到姚玉忠衣着谈吐变得儒雅，不再像农民或小商贩，只以为他迷上了旅游喜欢出去见世面，却未料姚玉忠正在暗中储备盗墓技能。
姚玉忠考察归来后，将理论结合实践，又喜欢上了“爬山”，没事儿就到建平县和凌源市的一些山上转悠，有时一待就是一天。就在姚玉忠被捕的前一天，他还去山上看了一次。其实这就是盗墓圈所谓的“踩点”或“点穴”。
随着红山文化兴起，许多来自西安、洛阳的盗墓者蜂拥而至，但他们都没有盗掘成功。其实并非他们水平不行，而是他们不了解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墓葬特点。
红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当时还没有金属工具，墓葬中皆是陶器、玉器，并无金银以及青铜等金属器皿，所以一般盗墓者拿着现代金属探测仪，根本就找不到那些积石冢的位置。而姚玉忠却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高科技工具准确定位。
据新房村村民回忆，姚玉忠少时与发小们一起放牛，经常玩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孩子在山包这边，耳朵贴在地上，另一个孩子几十步外跺脚，趴在地上的孩子可以听到土层中传来的“咚咚”声。别的孩子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姚玉忠知道此处下面有古墓。
由此可见姚玉忠对墓葬文化悟性极高，再加上后期潜心学习，可以说吃透了红山墓葬的特点，不仅可以准确定位墓葬，而且还能知道墓主人身份是平民还是上等阶层，所以总能找到比别人出货多的古墓。
牛河梁地区的16个红山文化遗址，都惊人地呈现北斗七星的排列布局，可见古人是按照风水学来选定墓址。虽说历经几千年，红山遗址的地质与外部环境可能有变化，但星象不会变，所以姚玉忠就是先凭借星象、风水确定古墓的大致区域，然后再借助民间传说与资料进一步确定古墓大体位置，最后再用其特制的“扎子”探土，最终断定积石冢具体位置。
姚玉忠所用的“扎子”与“三维立体成像仪”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相比，简单又特殊。“扎子”是由多截钢筋连接而成，不仅携带组装方便，而且性能也要比传统的洛阳铲要高。姚玉忠将“扎子”扎进土里拔出后，通过观察扎头上土层颜色变化，判断下面是否存在“活土”，继而推测下面是否有墓葬。
一般情况下，姚玉忠白天踩点，用“扎子”发现古墓后，当天晚上就开挖。而且姚玉忠比别人高明的是，他还经常随身携带一包草籽。
姚玉忠盗墓多选在夏秋草木生长旺盛之际，每次盗墓就像给墓葬做一个“微创手术”，然后临走时除了回填盗洞，有时还会撒下一把草籽，用不了多久，盗洞口处就会草木茂盛，以免被人察觉。
姚玉忠的这些神技以及盗墓极高的成功率，在同行兼合伙人冯杰的渲染下，一度成为盗墓圈中多人膜拜的“祖师爷”。所以“红山大案”打掉的12个盗墓团伙中，有9个与姚玉忠有联系，许多盗墓团伙头目，以前都曾在姚玉忠手下干过活儿，都幻想有朝一日能像“祖师爷”一般风光，但这位“祖师爷”的人品却不咋地道。
“祖师爷”的贪、精、狠、毒中国盗墓史上曾出现不少门派，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摸金校尉、搬山道人、卸岭力士以及发丘将军等四大门派。这些门派各有特点，有的采用暴力破坏古墓，也有的利用星象风水定位，所以民间素有“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之说。而红山文化因处关外，以前鲜有人关注，盗墓者也比较少，所以姚玉忠的横空出世可以说自成一派，并得到当地盗墓圈推崇。不过据当地落网的盗墓团伙成员反映，姚玉忠比较“贪、毒、狠”，不太能合人。
姚玉忠作案频率相当高，2013年～2014年仅一年时间里，他就参与作案200多起。而他每次踩点，都是独自前往，不允许别人跟随。姚玉忠私下聊天也从不涉及踩点的诀窍，甚至连亲弟弟姚玉飞也甚少传授，以致姚玉飞后来一气之下投奔了冯杰团伙。
即便是挖出“货”后，姚玉忠也常常“分赃不均”。其实每次作案，姚玉忠很少亲自动手，都是在旁边指挥。但到文物快要出土时，姚玉忠就支别人去喝水抽烟，他独自下坑拿小刀仔细刮掉文物上的最后一层土后，将文物装进自己口袋。谁也不知道到底挖出什么“货”，也不知道挖出多少货，都是姚玉忠销赃后给多少钱就是多少。
据同案犯董财供述，他们曾在朝阳市农村公路边的山上挖掘过三个地方，地点是姚玉忠确定，让怎么挖就怎么挖。有一位团伙成员因反复询问出土文物的价值，惹得姚玉忠有些不高兴，他竟当场将一个玉圈与一对儿玉镯砸碎扔进包谷地，并威胁同伙以后爱干不干。
姚玉忠的贪婪逐渐引起他人不满，于是许多骨干成员纷纷另立山头，这也是“红山大案”出现多个盗墓团伙的原因所在。
姚玉忠除了贪婪，还有狡猾的特质。一般盗墓都选在半夜进行，一是因为夜色掩护不易察觉，二是因为行间流传墓中东西阴气过重，出土不能见光的说法。
而姚玉忠选择盗墓时机，除了选择半夜外，大多选在夏秋季节，便于用草皮回填盗洞，而且他每次作案前都要看“天气预报”，有时专门选在下雨前作案，以便大雨冲刷掉作案痕迹。
可以说姚玉忠的反侦察意识相当强，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狠劲”也鲜有人堪比。有一次，警方在山上蹲守布控，与盗墓贼撞个正着，可有个盗墓贼宁肯跳崖也不愿被抓，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姚玉忠。
姚玉忠那次被摔断三根肋骨，可他怕引起警方怀疑，不敢去医院，竟跑到赌场故意与人起争执，伪造“打架腰部受伤”才去了医院。其实警方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早就知道有个很神、出货很快的老姚存在，但因姚玉忠太过狡猾，警方没有查到更进一步的细节，估计那次如果不是姚玉飞落网，想抓到姚玉忠可能很难。
姚玉忠不仅对自己狠劲儿，即便是同行或合伙人，他同样会下黑手。2014年10月26日晚，王某山等五人在姚玉忠指使下闯进冯杰家中，强行捆住冯杰的手、脚，进行殴打威胁，最终从冯杰的古玩店保险柜中抢走11件红山文物。
因为文物来路不当，冯杰不敢报案，只得让两名心腹暗查到底谁抢了自己。直到落网后，冯杰才知道下手的居然是曾亲密合作过的姚玉忠。
姚玉忠之所以黑吃黑，除了因为分赃不均、以及弟弟姚玉飞投奔冯杰等琐碎矛盾，触犯了他的利益外，最主要是其知道冯杰手中有不少“好东西”，可以用来缓解资金压力。
难道姚玉忠还会缺钱吗？还别说他还真缺钱，据说姚玉忠落网后，司法机关清查其个人账户里居然只有一分钱，其盗掘文物所得赃款都被输在了牌桌上。
姚玉忠在盗墓圈名声显赫，但在赌桌上却是个十赌九输的“老败家”。也许源于数十年昼伏夜出的盗墓生涯，姚玉忠一到晚间就眼睛特别亮，只要不盗墓，就聚到一起赌博，一赌就是一个通宵。
可以说姚玉忠除了盗墓外，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赌博，可其赌技太差，甚至经常落入圈套。有一次，一个瘸子出老千，让姚玉忠下重注输个精光，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盗来的玉器抵押。
姚玉忠本人就曾说过，在河北某地下赌场一下子欠下7000多万元赌债，有时来不及出售文物，就直接拿文物抵押，原本值100万的文物折半要50万元，甚至有时直接一折，以10万元低价当场抵押，事后鲜少赎回。
尽管如此，姚玉忠还是认为赌场是最真实的人生，所以他因为输得太多急了眼，才会黑吃黑吃到冯杰头上。
姚玉忠个性孤傲，曾自诩100个考古专家都比不上他一个。也许他对古墓的研究确实有独到之处，但不行正路，终归会善恶到头终有报。
“祖师爷”的没落姚玉忠经过多年经营，已形成了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古墓、销售分赃的一条龙产业链。他们疯狂的盗墓行径，也已引起的警方的注意。
2015年，辽宁警方为侦破一系列盗墓案，特成立了“11.26”专案组，一举抓获10个盗墓团伙217人，缴获文物涵盖了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战国时期、汉代、三燕、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时期的出土文物。
因为涉案人数众多，并且案情复杂重大，遂这一系列盗墓案被称为“红山大案”。而姚玉忠因一人犯数罪，成为此系列盗墓案的头号主犯，并于2016年4月14日，被朝阳市中级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以及倒卖文物等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姚玉忠并不打算认账，不仅借用“转世”之说为自己狡辩，甚至还惋惜地说：“我已经找到了秦始皇陵墓入口，还想去秦陵呢，太可惜！”
其实没有认识到盗墓乃犯法行为的不止姚玉忠一人，直到现在姚玉忠老家的亲戚还在说：“姚玉忠被抓太可惜了，他的看山本事，现在人们想学也没地方学了。”
中国自遥远的商代就有灵魂不灭的观念，于是就走了厚葬之风。后来《中庸》又提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简单说就是认为，对待死者要像活着一样，才是真正的孝道。所以人们才会用丰厚的财物给逝去的亲人陪葬。
而厚葬的恶果就是吸引众多盗墓者，甘冒法律制裁风险，不顾道德舆论的谴责，抵制住内心深处的恐惧，在寂静的夜晚将罪恶的斧头伸向古墓。
因为巨大利益诱惑，姚玉忠们意识不到盗墓违法，所以现代不仅存在着盗墓者，而且暂时还无法杜绝。我们唯有加大打击与严惩盗墓贼的力度，以尽可能避免文物的大量流失，以及历史文化考古的断层。
黄金和黄铁矿好区分吗？
好区分啊，就像电视里拿牙咬一口就知道啦。话说回来，我们大家知道古代人咬金子是在看什么吗？是看有没有牙印。因为古代的冶金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要是在冶炼过程中混入些铜、锡和铅等金属做成的假金子做不到成色、软硬都与纯金一致，所以这个检验方法在当时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放在我们现代可就不行了。
我们大家都听过“愚人金”这个说法吧，黄铁矿因为其沉甸甸的分量，blingbling的金属光泽，浅金色的颜色，要是碰见外行真的很难分辨黄金还是黄铁矿。大家先来看看下图，看是黄金还是黄铁矿。
揭晓答案，这块是正宗的黄铁矿。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结晶的形状大多都是立方体，还是比较规则的；我们再看来颜色，黄铁矿相对于黄金的颜色还是要淡一些的；再有，黄铁矿硬度很高，莫氏硬度可达到6-6.5，一般的小刀是5-5.5，所以小刀是伤不了黄铁矿分毫的，而自然金的硬度只有2.5-3，用小刀可以是划动的；其次，黄铁矿比较脆，一锤子下去就会碎成粉末了，而自然金却有比较好的延展性，一锤之后可能就会变成一张金饼；最后是条痕，自然金在不带釉面的白瓷板上划出来的条痕是依然是金色，而黄铁矿划出来的条痕是绿黑色，这也是区分两者的重要方法之一。
而自然金在自然条件下有时会覆盖上一层铁的氧化物薄膜，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颜色可能呈褐色、深褐色甚至是黑色，给自然金的辨别也加大了难度。所以，最准确的方法还是拿到监测机构去做一下测试，用不了多久就会真相大白啦。
金镀银怎么区分？
看重量！如果是纯黄金，密度大，重量就重，掂起来有压手感！如呆是金镀银，银的密度低于黄金，掂起来较轻！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小刀刮开金镀银的表面，就看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