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祭坛,西方绘画中的镜子到底隐含多少秘密

无限的祭坛，西方绘画中的镜子到底隐含多少秘密？

在东西方绘画中，

都有很多关于镜子的作品。

镜子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既有实用功能，

还带有不少象征性和隐喻。

我们一起来看看画中的镜子和镜中人——

最早的镜子，

可能是能够反光的各种东西比如水面。

画中表现的就是希腊神话中经典的“美少年照镜”的故事，

讲的是美少年那喀索斯沉迷于自己的美貌终日在湖水倒影欣赏最后憔悴而死，

而这就是著名的水仙花顾影自怜。

照镜子一直是女人的一大爱好，

即使是女神维纳斯也要照镜子，

更别说很多漂亮的贵妇人了——

而除了实用功能，

镜子在绘画中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拓展了有限的空间。

比如画中一面镜子的出现，

既可以让我们看到女性身体之外漂亮的脸，

也能看到脸之外的身体。

而镜子，

有时还起到画龙点睛揭示真相的作用。

比如《宫娥》中小小的镜子中，

出现了皇后和国王的小小的影像，

而整个王宫权力的中心正是他们两个，

而非画中实际出现的其他人。

卞之琳有个非常出名的诗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靠镜子，

艺术家可以创作出亦真亦幻的现实景象。

比如最后一幅画中的人物和镜中人衣服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看似真实其实是虚幻的。

甚至镜子可能是人格的反应，

比如画中人镜子中的痛苦表情，

也许就是她心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镜子是如此的微妙，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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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神农架旅游有什么特别之处？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划，由湖北省直辖。地跨东经109°56′～110°58′，北纬31°15′～31°75′，全区总面积3253平方公里，是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三大保护制度共同录入的“三冠王”名录遗产地。去年8月初我们一行14人从十堰市出发，跟团乘坐大巴去玩了两天，虽然行程安排比较紧，此行还是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出发前向导游询问了景区天气和温度情况，事后想来这的确是明智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景区的温度会比城区低十摄氏度左右，正好那两天市区阴天气温不太高，听了导游的建议后带上了外套，景区内多雨好多景点温度只有十几度，外套在后来游玩过程中派上了大用场。

一、巴桃园景区，是神农架东北部第一个景区，巴桃园相传为炎帝果园，因现存大量核桃原种——巴核桃而得名。园中有一棵神秘的千年秦岭冷杉，相传为炎帝妻子听訞亲手栽种，也有民间传说为听訞的化身，被人们尊称为“九龙神杉”，也有人叫它“杉后”。

二、神农顶风景区，位于神农架林区的西南部，展示了壮丽的山岳地貌和典型的地质剖面，是神农架林区内的精华景区，负氧离子浓度高达16万个/cm3，是一处高品质的天然大氧吧，当地人有“不到神农顶，没来神农架”的说法。

景区内各个景点各具特色：小龙潭是野人考察队的大本营；金猴岭是金丝猴生活的地方，经常有小猴子出没；神农谷和太子垭充满了原始森林的自然气息和神秘感；从山上俯看神农谷，仿佛置身云海之中，宛如仙境；板壁岩是神农架原始森林中的一片石林，各种奇石惟妙惟肖；

而瞭望塔，则是普通游客在神农架林区中能够到达的至高点，在这里可以遥望对面的“华中第一高峰”——海拔3105米的神农顶。

三、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神农架林区西北部，以发育冰川地貌和高山草甸为特色，素有“湖北的呼伦贝尔”之称，自然风光旖旎，气候宜人，被称为“世外桃源”。景区东西有九个大山梁，梁上森林密布，气势雄伟，山梁间九条小溪犹如九条玉带从云雾中飘舞下来。在这高山平原上也恰好有九个湖泊鳞光闪闪。整个景区道路是神农架景区里相对最平坦的，也是玩下来最舒服惬意的景点，如入画境适合徒步游玩，但需要较长时间，景区也有观光小火车，我们第二天在这一上午才只玩了三处最精彩的景点，还有最后这个鹿苑因为最近疫情的原因以后可能要被取消了。

四、香溪源景区，位于神农架林区内木鱼镇，景区内古木参天，山花烂漫，处处都是草木散发的芬芳，空气非常清新。沟谷中还有巨大漂石，是远古时代的冰川遗址。向远处瞭望，可以看到奇峰林立，有时山间云雾缭绕，不由得人心旷神怡。

五、天燕景区，位于神农架林区西北部，这里的面积非常大，有南、北两个入口，南边的入口靠近旅游区内的天门垭景区，北面的入口靠近旅游区内的燕子垭景区，这也是天燕景区内最主要的两个景点。天门垭景区海拔约2000多米，是整个天燕旅游区的第一站，景区内草木茂盛，生长着各类植物，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北门入口的燕子垭景区，相比天门垭景区面积更大，景区内景点也比较多，包括：野人洞、燕子洞、犀牛洞、彩虹桥等各主要景点，是天燕旅游区的核心景区。

在燕子洞能够看到来回穿梭的古老的海洋金丝燕的变种——短嘴金丝燕，洞穴很深很黑暗，所以游客需要自备手电筒，不过要想仔细看清金丝燕的真面貌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神农架景区内有机场，部分城市通航。景区面积很大，各景点比较分散，好长时间需要花在路上，要提前制定游玩攻略，安排好食宿问题，木鱼镇有好多农家酒店，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度假自驾游多玩几天会比较惬意不致于那么累，只是景区大多是山路，没有山路驾驶经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路况。也可以在旅行社报团跟团游玩，一般是来回两天时间，赶的会紧一点，景色美的地方也只能一带而过。

狐狸精是如何从瑞兽成为淫兽的？

以前人们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喜欢叫那些美丽性感美女为狐狸精。在相对保守的年代，可能还曾对一些年轻女性造成过一定的心理负担。现在人把“狐狸精”对等于“小三”。不过在某些人眼里，这也是某种资本的象征。

这蛮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叫狼精、豹精、熊精，偏偏是狐狸精？狐狸在历史上是一层不变的淫兽吗？

最早的“狐狸精”（古人不叫狐狸精，而是叫九尾狐）可能不是苏妲己，而是涂山氏女子“女娇”，大禹的老婆。

据说大禹到了30岁还讨到老婆，心里自然也很着急。一天他治水到了涂山，在路上遇到了一只九尾狐。大禹眼前一亮，怎么看怎么像个美女。（感情网上说的，单身久了，看什么都像是美女，是打这来的？）

然后他又听涂山人唱道，“绥绥白狐，庞庞九尾“，如果你在这里“成家成室”， 就会子孙昌盛。

于是大禹还等什么，立刻决定就地成亲，结果娶涂山氏的女子，名叫女娇。

这事记载在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里。书上虽然并没有说，这个女娇就是九尾狐。但是九尾狐和美女相关联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赵晔的这本书里。这比明朝的《封神演义》里“苏妲己”，早了千余年。

但是在东汉以前，九尾狐因为其发达的繁衍能力，地位尊崇，与龙、麒麟、凤凰并列四大祥瑞。

其实我们根据大禹的那个传说也可以看出来，涂山氏应该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之所以以九尾狐为图腾，主要也在于古人的生殖崇拜。

甚至九尾狐曾经被定位成西王母座下的“瑞兽”之一，有代天传旨的功能。西王母座下有九尾狐、白兔、蟾蜍和青鸟，四大祥瑞。汉代的人把这些通过石刻画像及砖画的方式流传至今。

所以陈胜在大泽乡的时候，除了搞了个“鱼传书”外，造势的时候，就是让人跑到野外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这里面借用的就是“九尾狐”这个功能。

东汉以前的古人对“九尾狐”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礼记注疏》曾经说过，“狐死丘首，仁也！”也就是说，狐狸死时，必然会把头冲向自己窝的方向。这在古人看来，是不忘本的美德。

魏晋以后，狐狸的形象开始发生了剧变。不再是坐着被供奉的角色了，而是变成了活生生美女的形象。

自从葛洪的《抱朴子》里，第一次提到“狐狸满三百岁，化为人形”开始；干宝在《搜神记》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具体的“狐妖”形象，那便是大名鼎鼎的“狐妖阿紫”。到了郭璞就已经将狐妖的产生原理都给具体化了。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玄中记》

看出来了吧？就和美酒一样，年份越久，越漂亮，道行越深，越能魅惑人。

当然了在晋朝的时候，狐狸还不都是美女形象，还有“书生”的形象。比如《搜神记》里躲在董仲舒门下听课的“吴中书生“ ，就是个老狐狸变的。

到了唐朝，因为有了魏晋时期的“理论基础”，和狐仙有关的作品就得到了大发展。

如《广异志》、《宣室志》、《太平广记》等，专门写关于狐仙的故事，多达几百篇之多。

但是到了宋朝以后，因为宋明理学的兴起，“狐狸精”的形象就越来越“黑化”了。

在北宋时期，甚至连妓女都直接给自己起了个“九尾狐”的名号，以招揽生意。在两本书里得以佐证。

“东坡摄署钱塘，有妓号名九尾狐。”——北宋·苏轼《东坡志林》“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宋·赵令畴《侯鲭录》卷八

所以可想而知，到了南宋朱熹这些人眼里。狐狸精那就是贪婪、淫荡、恶毒、谋人钱财、害人性命的角色了。

所以此后一直到明末，“狐狸精”的形象就一落千丈，一提起狐狸精，大家想起的便是苏妲己这一类的角色形象。

此外，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叫蒲松龄。

因为在他的笔下，《聊斋志异》里涉及到狐妖的多达80多篇，创造了一批令人“喜闻乐见”、“恋恋不舍”的狐狸精形象，如辛十三娘、小翠、婴宁（人狐结晶）等等。

在他的“样板”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再一次丰富了狐妖的形象。

所以魏晋时期，是狐妖形象的“理论基础”奠定时期；唐朝是形象丰富时期；宋明是“狐妖”形象“黑化”时期；明末清初是“狐妖”形象再次创作时期。

文/炒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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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车臣非要从俄罗斯独立呢？

车臣问题，除了沙俄时期的历史恩怨之外，也有苏联时期的遭遇，再加上叶利钦的纵容，最终车臣人想要脱离俄罗斯单干；

车臣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加索地区，这里在历史上分别被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征服。蒙古金帐汗国瓦解之后，开始走出高加索地区，迁徙到北方的平原上来。沙俄时期，俄罗斯人横征暴敛，使得车臣人不断反抗又被镇压。苏联成立之后，车臣对于苏联也是貌合神离，使得苏联领导人对于车臣人很不客气，多次镇压车臣人的反抗。

车臣人重视家庭，其社会形态至今仍处在原始氏族阶段，家庭、氏族就是他们政治进化的基础。正因如此，当人们为争夺政治权力发生冲突时，家庭、氏族就难免成为牺牲品，落得四分五裂的下场;正因如此，车臣人会不由自主地排斥贯行于他们世界之外的权威、法律，也不喜欢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经济原则。以“家”“部落”为政治基础的社会，往往表现得比较保守，同时这种社会中的人也非常重视血统和亲关系。氏族部落的法规、古老的惩罚规则、宗教的清规戒律是他们的生活准，对他们来说，无疑比国际法更加重要。

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征服，除了武力入侵外，还表现在文化上，沙俄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凭借武力征服了车臣。鉴于车臣人的强烈反抗，沙俄并没有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传统制度做过多“干涉”，这就让车臣人始终没有和俄罗斯人完全融合。车臣人看不起技术性的生产劳动，拒绝承认它的先进性，依然固执地延续着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面抱持着落后的氏族体制不放，一面心满意足地发展着自经济。在外人看来，这种生活方式保守而不知进取。在车臣人自己看来，这恰恰是车臣人的高贵所在。

氏族制度下的自然经济无法和商品经济相提并论，车臣的生产力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当劳动所得远远无法满足生存需要时，罪产生了。一些车臣人仗着自己剽悍的身手开始以打家劫舍为生，他们很快就发现“抢”比“生产”要容易得多，渐渐的，劫掠他人便成了车臣地区的一种生活方式。此外，车臣人还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只要家族中有人被害，人们不杀死凶手家族中的某个家庭成员一未必是凶手本人一就誓不罢休。

二战结束后，车臣人被强制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在这些地方，车臣人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就更不要提自治权和公民权了，这使车臣人对苏联的怨恨情绪愈发深重。车臣非法武装最著名的领导人杜达耶夫在被流放时还是未满月的婴儿，杜达耶夫的继任者马斯哈多夫则出生在流放地。他们幼时的境遇，让他们在成年后成为民族分裂分子。

斯大林死后，他的错误政策得到纠正。1957年1月9日，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恢复建制，车臣人重新回到故乡。作为补偿，捷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也被苏联政府划分给了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同时苏联政府还给了车臣人大量经济补贴，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回到故土的车臣人，过了30多年安定平和的生活，车臣的人口迅速增长，出生率居苏联首位。

但是，宁静的生活并没有让车臣人忘记曾经的伤痛，祝且这30多年里，他们也和其他民族的人发生过或多或少的矛盾。一些车臣人只是在静静等待“独立”的机会。上个世纪70年代，是车臣人记忆里的美好时代，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车臣人迟无法适应这平静的生活。他们视生产劳动、无视法律权威的缺点再次浮现出来，入们总能看到游手好闲、百无聊赖的车臣人。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致使车臣的犯罪率居高不下，群众性的闹事时有发生，让苏联政府头痛不已。此外，在车臣没有工作的居民就有3万多，差不多占了该地区所有城市居民总数的1/10，寻衅滋事成了很多无业人员的生活方式。

20世纪70年代，在勃列日涅夫的努力下，苏联的重工业发展迅猛，让苏联一度成为可以和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然而，由于轻工业的严重滞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却未见多大改善，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80年代初期，这一题更加严重。

车臣地区尤其如此，车臣人本来就不爱劳动，社会结构也停滞在原始状态，再加上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无法从事技术含量高的职业。车臣人的失业率就像其出生率一样高，在90年代初甚至达到了30％，政府资助是车臣入90％的生活来源。生活无着、处境艰难、好勇斗狠让车臣人更容易成为铤而走险的亡命徒。

1957年—1989年是车臣人的“黄金时代”，可30来年的安逸生活，却不足以平抚数百年的民族积怨。对车臣人来说，苏联更像是镇压他们的巨型机器，从前这部机器凶悍强大，他们无力反抗，现在这部机器即将崩溃，他们也许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将它粉碎。斯大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称不上高明，苏联后期的几任领导人也都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勃列日涅夫政府误以为苏联已不存在太大的民族问题，认为各民族人都已经凝结成“苏联人民”，是团结的统一体，而根本没有料到民族题会升级为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此时此刻，各加盟共和国则不动声色地为领导阶层“换血”，其他民族干部的职位很快就被本民族的人取而代之。苏联的解体已然露出了几分苗头，民族主义的生命力比苏联政府想象中更加顽强，它们没有被曾经的高压政策消灭，只是小心地潜伏起来，一旦这种高压消失，就会骤然进发出来。

作为苏联最后的一届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像他的前任一样，忽视了隐藏着的民族危机。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从没在非俄罗斯民族的地区工作过，他更愿意相信苏联一片太平，不存在多严重的民族隔阅。偏偏报喜不报忧、美化现实又是苏联政府的执政风格。1990年11月23日，就在苏联各领导人正埋首于莫斯科的政治斗争时，第一届车臣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

接着，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就颁布了《宣言》，宣称车臣一古和国为“主权国家”，并严厉责了斯大林时期针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暴策。最后，还颇为张地要求北奥塞梯共和国归还曾属于车臣人的土地。但是，对赫鲁晓夫执政时划分给车臣人的那块地，即捷克河以北的土地，却没有半点将其归还给斯塔罗夫波尔人的打算。

苏联空军退役上将杜达耶夫成为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而莫斯科方面，则根本无心理会小小车臣的“小风波”。这个机构成立后，最先制定的政策就有些许“民族清洗”的意味。譬如限制非车臣族人向共和国的移民，禁止非车臣族人担任共和国重要职务。此时马斯哈多夫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分裂分子，他很难理解波罗的海分裂分子的目的。

1991年6月8日，第二届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车臣提出了从俄罗斯联邦分裂出去的要求。此时，车臣只是想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平起平坐，不过，由于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车臣的这一要求遂升级为“独立”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共产党仍然掌握着车臣的命运，车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充其量是个反对派组织，能力有限。直到“8・19”事件的发生，车臣内部的政治力量结构才发生了改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借口戈尔巴乔夫生病，代行起他的职能。车臣政府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者，为了协助“紧急状态委员会”，它逮捕了在车臣颇有声望的分裂分子扬达尔比耶夫。但是这场政变仅仅持续了3天就狼狈地结束了。之后，苏共遂成为众矢之的，威信扫地，车臣的共产党也是一样。

一些人借逮捕扬达尔比耶夫之机，煽动民众占领了苏共格罗兹尼市委大楼。在市委大楼旁边的，就是当地克格勃的办公地点。车臣克格勃的负责人伊万年科，亲眼目睹了市委大楼被占的全过程。手足无措的他赶忙打电话将此事汇报给叶利钦，可偏偏叶利饮到索契体假去了。那时的通讯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伊万年科不敢贸然行动，更不敢用武力制止暴乱。

在1991年，即便是镇压暴乱，也有可能被定性为“镇压民主”，这足以断送一个官员的政治生涯。多年之后，伊万年科为自己当时的踌躇懊恼不已。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的领导人扎夫扎耶夫，在分裂分子的叫嚣声中被赶下了台。到了8月29日，全副武装的分裂分子将格罗兹尼的大街小巷悉数封锁，在没有强力机构出面制止的情况下，他们简直势不可挡，先后拿下了部长会议、广播电视中心、机场大楼等多个重要机构。

俄罗斯方面在得知车臣的情况后，立即派出了调查委员会和车臣的武装分子进行会谈。该调査委员会的成员都属“激进民主派”，他们尚没有意识到杜达耶夫等人的危险，而将他们当成了一般的“民主力量”。他们颇为认真地思考了这股“民主力量”的政治要求:最高苏维埃自行解散，解散现有共和国政府，重新选举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总统。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称，“民主力量”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则很有可能引发车臣内战、民族战争。车臣分裂主义者袭击苏维埃机关的行为，因挫伤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得到了“激进民主派”的默许。到此时，杜达耶夫的分裂事业进行得一帆风顺。

9月4日，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两天之后，车臣一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大厦遭到暴徒袭击，大厦中的人民代表和暴徒发生冲突，格罗兹尼苏维埃主席维・库岑科从一楼的窗户摔出，离奇身亡。事后，有暴徒称库岑科是自杀而亡，但稍有常识的人就都清楚，选择跳楼自杀的人，不会从一楼的窗户跳出去。于是，又有暴徒说是库岑科跳窗逃跑未遂，失足摔下窗而死，但跳窗逃跑的人，都会双足落地，即便不小心摔倒了也，上爬起来。库岑科“跳出”的窗户，明显被人撞破，碎玻璃散落一地，没有一个跳窗之人，会不打开窗户，直接跃下的。

俄罗斯议会调查委员会最后认定，年逾花甲的库岑科是被暴徒从窗户中扔出去的，他的头狠狠摔在了水泥地上。1991年9月15日，车臣最高苏维埃被迫解散。从表面上看，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是众望所归，符合民众的心愿，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杜达耶夫的总统大选仅局限在几个区域内，这些区域都是由他自行确定的。当时的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共有14个行政区，其中的6个区都反对“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这6个区被巧妙地剥夺了选举权。而那些非车臣族的人，也没有选举资格。

整个选举都在杜达耶夫追随者的监控下进行，这些监控者中不乏荷枪实弹之人。有这些准备工作做依托，杜达耶夫凭借着12％的得票率当选为车臣总统。直到这时，“激进民主派”才察觉到杜达耶夫等人的真正目的，他们并不是“民主人士”，而是极其危险的野心家。此次选举被定性为非法，但由于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正忙于苏联解体的工作，根本无心对杜达耶夫进行惩罚。纵小恶便是扬大恶，见俄罗斯方面没有太大的反应，车臣“议会”又宣布，俄罗斯联邦民代表大会在拥有“主权”的车臣共和国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1991年11月1日，杜达耶夫宣布车臣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位苏联军队上将出身的总统，明白车臣的“独立”迟早会激起俄罗斯出兵镇压，因此率部袭击了驻扎在车臣的俄罗斯军队，抢走了他们的武器弹药。车臣人已经准备好为车臣“独立”作战了。在他们看来，既然偌大的苏联可以四分五裂，既然塔吉克、乌兹别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这些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他们也大有理由从俄罗斯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凭什么这些地区可以独立，车臣却要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其实早在1990年8月，叶利钦顺利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他前往俄罗斯联邦的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为了在和戈尔巴乔夫的斗争中获得更多支持，他积极怂恿鞑靼斯坦独立，并为此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叶利钦的视察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8月底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就发表了独立宣言，脱离了苏联和俄罗斯。叶利钦曾放下豪言:“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这句话对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有相当的诱惑力。

自治共和国独立，他们就从地区领导摇身变成了一国的领导。杜达耶夫宣布车臣“独立”，虽然不能说是叶利钦的煽动，但叶利钦无疑要负一定责任。因为在“8·19事件”中有出色表现，叶利钦曾给杜达耶夫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大山里的叶利钦”。现在来看，这句话却颇具讽刺意味，“8·19事件”发生后没多久，“大山里的叶利钦”就搞起了独立。欠下无数血债的恐怖头子巴萨耶夫，还被叶利钦誉为“白宫保卫者”。巴萨耶夫等人之所以可以成为让俄罗斯心神不定的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叶利钦的支持。

叶利钦试图借助杜达耶夫、巴萨耶夫的力量瓦解苏联，却没想到养虎为患，杜达耶夫并不是“心地淳朴”的同盟者。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叶利饮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地方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都一股脑儿地涌了出来，并在俄罗斯潜伏下来。格拉乔夫是叶利钦时代的国防部长，在创造财富上有过的本领，但其军事才能却不敢让人恭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他曾立下豪言:“只需要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以攻下格罗兹尼。”

杜达耶夫知道车臣“独立”后俄罗斯很快就会察觉到车臣的危险，因此当即释放了大批刑事犯，并以他们为主力组织了战斗队，并通过袭击驻守当地的苏军收获了大量武器。收到这样的消息，一般情况下，政府都会立即出兵，狠很打击分裂分子张气焰。对俄罗斯军队来说，清剿这样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简直轻而易举。从战略的角度看，这正是俄罗斯解决车臣问题的大好时机，但让人们困惑不解的是，格拉乔夫却对此无动于衷。

于是，就在种种条件之下，车臣非要跟着俄罗斯对着干。